豫章“三代”之治观念论略-以《尊尧录》为中心的一种诠释

仁宗尝谓近臣曰：“人臣虽以才适于用，要当以德行为本。苟怀不正，挟伪以自弊，用心虽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观人，洞见斜正。”宰相等对曰：“第其门人，而颜回以德行为首，陞下所言知人之要尽于此矣。”[17]

上述一例记载要在人明先王用人之道，即在德与才之间当以德行为本，此一观念自是为豫章所认同。豫章在《尊尧录》中选取类似的事例所在多有，学者若要全面了解豫章思想，即此一部分自是不可草草放过。本文所论，则主要涉及到“释以发之”以及“辨微以著其事”两部分，以期见出豫章言三代之治之观念的大体轮廓，我们将首先从王霸之辨谈起。

一般地说，所谓三代之治之观念实具体表现于如何去“霸道”而从“王道”，因此，王霸之辨成为中国传统儒者有关政治思考的核心主题之一，而孟子则无疑是此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依孟子，政治之理想或理想之政治在于王道，而此王道政治似乎又仅仅见于三代[18]，如孟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19]而所谓王、霸之概念，在孟子看来则是“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20]此后，王霸之辨在宋代成了儒者热衷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李觏、司马光、王安石、二程、张南轩以及朱子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豫章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无庸讳言，豫章有关王霸之辨之观念直上接孟子而来，豫章云：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没，孟子继之，惟孟子为知霸王者也。夫学至于颜孟，则王道其几之矣。故知圣人之学者，然后可与语王道，不知圣人之学，不可与语。不知圣人之学骤而语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21]

从最一般的理论上说，所谓王道原本乃是儒者对政治事务的思考，然而，历代儒家却从意识的理路入[22]。无疑的，从成德之学的角度而言，人可以自我作主，此即是孟子所说的“求之在我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豫章和其他儒者一样，认为王道不在外求，不在功业，而在正谊明道，如豫章谓：“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后世反之，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23]由于历代儒者基本上乃取成德之学之理路，谨守此一点，他们反对以成败论英雄，反对将道德是非与功业成败混为一谈，都不是没有道理。然而，政治事务与成德之学本不相同，道德主体可以自我作主，而政治主体却常常处于各种因果关系的条件制约之中。在史上，朱子曾经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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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理弱”来说明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然而，当他们真正面对各种和的现实问题时，他们却在理路的怂恿下[24]，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统治者能正心诚意，以圣贤人格自我期许，并时时克己复礼，只要社会上人人皆以道德之是非为是非，那么，社会政治问题乃可自然解决，外王事业亦是水到渠成之事。的这一观念（信念）其实在逻辑上包含着这样一种认定：道德上是非善恶之真正实现乃可达于事功成败并最终解决事功成败问题，这当然包含着一种事实逻辑的不合法的'跳跃，在此不必详论。但由于这是历代儒家普遍持有的看法，自不特豫章为然，而其中的得失利病亦非本文关注之中心。

也许，对我们来说，豫章所主的王霸之辨的特色，乃在于他多不在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即事以见理的方式将此中所具有的警发及批判意识传达出来。本文不及于具体事例，单就其中的观念作一平铺的说明。豫章首先认为：

仁义者，人主之术也。一于仁，天下爱之而不知畏；一以义，天下畏之而不知爱。三代之主，仁义兼隆，所以享国至于长久。[25]

这是以“事实”表达的道理，这种道理包含“绍明”和“训诫”的双重意义。显然，在豫章看来，既认定了三代王道之治，作为一个统治者即必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故而，“不以三代之君为法者，皆妄作也。”[26]为此，豫章批评了王安石的改革，认为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创为新说，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凿其耳目，流毒后世。”[27]需要指出的是，《豫章文集》中论及王霸之辨的文字所在多有，但无疑的，明道有关此一问题的论述，对豫章影响颇大，此从“文集”卷八豫章大量援引明道的相关文字中可以看出[28]，本文对此亦不予细论。

确立了王道政治，还必须反对老氏的无为而治。宋太宗推崇老氏“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主张，认为人君致理之本当以简易为先，同时也主张以浮屠之教修身。豫章对此则认为，佛氏之学固有悟入处，其道亦宏博，然而，其绝乎人伦，外乎事务，“非尧舜之道也。”[29]同时，儒家与老氏表面上似乎都主张无为，但是，儒家的无为乃建立在各尽其责，秩序条贯的基础上，此自与老氏有天壤之别。豫章云：“孔子称舜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欹，恭己正面南而已。’夫舜之所以无为者，以百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职故也。”[30]由此可见，老氏“以万物为刍狗”之说与三代圣王之治颇有不同，豫章云：

老氏刍狗之说取其无情而已，以圣人之神化言之，则不见其诚，以万物化生言之，则不见其感……夫故万物不与圣人同忧者，天之道也，圣人则不免有忧矣。若使百姓与万物等而一，以刍狗视之，则亦何忧之有？故老氏之学大者天之则诋訾尧舜，不屑世务，其下流为申韩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31]

圣人之忧在于其忧德之不修，道之不讲，忧万物不能各遂其生，治国者自不能以老氏“无为”之学以为方针。豫章以此反显三代王道政治，其目的要在于敦促统治者常怀忧患意识，以天下生民之幸福为己任，不当虚席其位，荒时度日[32]。;

四;

然而，所谓三代王道政治之具体内容又是什么？这是一个涵容广阔的主题，自非一篇短文所可论及。但是，此处我们将着重讨论两个方面。首先即是所谓“君心正则人心正”的问题。此一问题之直接意义似乎在于要求统治者自正以正天下之人，就此而言，让人想起孔子所说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3]以及所谓“草上之风必偃”乃实属自然。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君心之不正除了具有直接的“训诫”意义之外，正与不正之标准似乎掌握在士大夫的手中[34]，而这种标准常常表现为儒者的批判意识，并且伴随着对天理之阐发，展开为对政治事务和日常生活的批评。豫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