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人物徐光启简介

2、红楼梦人物袭人简介

明朝人物

中文名：徐光启

别名：徐子先、徐玄扈、保禄

国籍：明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

出生日期：1562年4月24日

逝世日期：1633年11月8日

职业：科学家、政治家

信仰：天主教

主要成就：数学、农学、天文学等研究

代表作品：《几何原本》《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考工记解》

谥号：文定

官职：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追赠：少保

徐光启人物生平

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而致富，及至父亲徐思诚家道中落，仍转务农。

明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徐光启出生于太卿坊（今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在龙华寺读书。

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他在家乡教书，并娶本县处士吴小溪女儿为妻。

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第一次乡试不中。为了维持家计，徐光启和他父亲一样“弱冠补诸生高等，食讫学宫，以家贫，故教授里中子弟。”

（历史http://lishixinzhi）

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年），祖母卒，徐光启的父母又过半百，加上水灾，徐光启家道每况俞下。

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徐光启为了寻找出路，和同乡董其昌、张鼎、陈继儒一起到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应乡试，徐光启却落第。

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

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年），转至广西浔州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徐光启因考官焦竑赏识而以顺天府解元中举。

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会试他未能考中进士，回到家乡教书。

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他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与耶稣会士利玛窦第一次晤面。

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徐光启没有参加会试。

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他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ＪｅａｎｄｅＲｏｃｈａ）受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Ｐａｕｌ）。

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徐光启中进士，考选翰林院庶吉士。

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他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６卷，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他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三年翰林馆期满告散，他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徐光启的父亲在北京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制。

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邀请郭居静至上海传教，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他整理定稿了《测量法义》，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

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他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Ｐ．ＳａｂｂａｔｈｉｎｏｄｅＵｒｓｉｓ）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６卷。

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万历四十四（１６１６年），年礼部侍郎沈榷连上三张奏疏，请求查办外国传教士，是为南京教难。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同年徐光启回京复职，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后病归天津，作《粪壅规则》。

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后金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徐光启应召星夜入京。

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他多次上疏请求练兵，后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

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三月徐光启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阳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十二月再次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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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人物袭人简介

红楼梦人物袭人简介

花袭人论

《红楼梦》问世百多年来，其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形象，引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深深共鸣。大家都为宝黛爱情的悲欢离合而喜而泣，为十二钗的命运的起伏波折而叹而哀。然而，由于曹雪芹在创作时将“真事隐”去（甄士隐），由于曹雪芹未竞全书“泪尽而逝”之后出现高鹗的背离原意的续本，又由于艺术形象接受过程中形成的形象差异性，读者对《红楼梦》中人物形象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对袭人的理解和评价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人们对袭人的褒贬不一，有抑有扬，但总的说来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袭人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力求依附上封建统治阶级，力争能够从奴隶变成奴才的最可耻”的人；有人则为袭人大喊冤枉，认为对袭人的评价太过不公正。两种观点，甚至水火不容。如何评价袭人？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袭人的思想言行，就会发现上面的两种看法都带偏激。其实大可不必给袭人戴上一顶“好人”或“坏人”的帽子。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作品中的袭人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生活的不得不在真实与虚伪中挣扎的活生生的人。先看袭人是如何来到荣府的？袭人对母亲哥哥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袭人的家里已经到了只能靠卖女度日的悲惨地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生活，袭人是曾经经过的。这种生活的窘迫，从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起因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不过袭人当初的生活比刘姥姥与狗儿更不堪忍受。封建的剥削制度与等级制度，注定了农民阶层的被剥削地位，也注定了荣府、宁府这样的封建世侯家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到了荣府后，袭人更是认清了这一点。但是，荣府上下等级森严，这使袭人更加认清：只有跻身为更高等级的“奴才”阶层，才能最终摆脱穷迫潦倒的地位，过上可以“争荣夸耀”的日子。因此，封建的剥削制度与封建的等级制度是役使袭人到荣府后一切行为的根源。认清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袭人的一言一行。历史地看待这一点，才可以给袭人一个正确的完整的公正的评价。袭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袭人的生存哲学是什么？概言之，就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求进取。首先是要保住已有的身份和地位，决不能再过卖身前的那种潦倒穷迫的生活。因此，“竭力尽忠”“克尽职任”，这是她必须首先做到的。所以，她“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她到了宝玉身边后，生活目标又有了提高。在怡红院这个生活环境相对更为宽松的环境里，加之宝玉本身就令袭人心怡的因素，她提高了自己生活目标的标准，也就容易使人理解了。宝玉能够晋身科举，她能够登上姨娘的宝座，自已的下半生有了坚实的依靠，这时就已成了她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她“争荣夸耀”的最终目的。十九回宝玉去袭人家中探视她，“花自芳母子两个百般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摆好茶。”袭人拒绝了花自芳母子对宝玉的侍候，却“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炕上”，“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与宝玉怀内”，这分明向她的母兄表明，她与他们已不处于同一阶层。袭人母亲去世的时候，穿的衣服，富贵华丽不说，看一看凤姐通过周瑞家的为袭人做的安排：“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你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外头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要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两辆车跟随，九个人服侍。何等的风光！再看，“我们这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如果说宝玉探视时袭人还是自命为主人阶层，这次她的姨娘身份已是公认的了。袭人的生活目标恰恰是这些。为此，她确实采用了一系列的手段，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大可不必站在如今的价值取向角度去评价她是“坏人”，或完全站在世俗的角度去评价她是“好人”，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剖析她，而不该以主观去苛求她。如果只是把袭人简单地认定为封建的卫道士，那么，这样一个卫道士为什么不再做卫道士而最后嫁给蒋玉函呢？那就该定义为虚伪的封建卫道士了。其实不是这样。理解了袭人的生活价值取向，这个原因不难解释。务实的生活观念，摆脱穷困潦倒、受人权柄的生活，是袭人的根本生活信念。留在荣府，在那个勾心斗角、等级森严、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环境里，没有了宝玉，她便没有了一切，而且她也不是名正言顺的姨娘。要么，她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可是没有了她做支撑的家，她明白那不是一个最终的归宿。所以，她在坐上蒋玉函的花轿前，犹豫过，彷徨过，但根本的生活价值取向决定了：她只有做那位蒋玉函的新娘。

袭人是一位贫民出身的女儿，她不会懂得宝钗那样多的“纲常”思想。而且，她仅仅知道的那些“纲”与“常”，不过是哄谏宝玉的工具。宝玉已然出家，她大可不必再做什么卫道士了。即使做，也是再到蒋家去做了。应该说，袭人的再嫁有着太多的酸涩，太多的无奈。设身处地地想想袭人生存的社会，我们该为她慨叹，充其量为她惋惜。一句“虚伪的封建卫道士”，一代辛酸的贫家女儿情！袭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究竟采取了哪些手段呢？

一是“媚”，是袭人采取的上层路线，用以博取王夫人贾母认同、征得准姨娘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手段。宝玉挨打后，“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而且“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她思索了一番，还是自己去了。因为这时她已考虑好，要对王夫人作一番表白。果然，一席话后，感动王夫人“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不能否认，袭人的言谈，有其本职应尽的成份，有其事实的依据，但眼观风色、搬弄口舌的嫌疑，她是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的！“我只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以后竟还教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担心宝玉“和谁作怪”的王夫人听了这话不亚五雷轰顶，“吃一大惊”。实事求是地讲，袭人与王夫人的这番谈话，并没有点名地打晴雯的小报告，更没有论及黛玉。但不久前宝玉将袭人误作黛玉，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辞，令袭人担心“将来难免不才之事”，她的话指谁还用明说吗？尽管她没有道出某某的名字，但他所作的一番“君子防不然”的论述，能不使王夫人搞个“对号入座”吗？感动得被王夫人称为“我的儿”的袭人，主张宝玉为了避嫌而搬出大观园，而恰恰是这位主张“君子防不然”的袭人，在大观园还没有建成前就与宝玉初试了云雨情！再看宝玉挨打的原因，袭人只对王夫人提起了琪官，她没有象宝钗那样把因受王夫人凌辱而死的金钏冷漠地称为“糊涂”人，却对此事只字未提，其见风使舵的“媚”相更是表露无疑。袭人的“媚”的结果，在王夫人看来就是符合礼教并能以礼教影响宝玉的“贤”。在晴雯看来，这就是奴才相，就是“花点子哈巴”。而且晴雯对袭人的“花点子哈巴”的结论，不会只因为袭人这一次讨媚行动就得出吧。同情袭人的观点认为，袭人的这番话未明指晴雯与黛玉，她所说的是一个作为怡红院“第一管家”该说的话，但除去初试云雨情与回避了金钏的事情。除去的这两件事还小吗？其实大可不必回避什么，在这里，袭人就是表露出了她虚伪、观色、媚上的奴才相。这也是她生活目标的出发点决定了的，她没有宝钗那样的皇商家庭为其撑腰，而要取得贾府上层的认可，则必须装出一副死心塌地的奴才相。

二是忍，是袭人采取的群众路线。有观点认为袭人没有也不会打晴雯的小报告，证据是：端午节晴雯与宝玉发生了严重的口角，以至宝玉要回王夫人领走晴雯的时候，袭人尚能向宝玉跪下为晴雯求情。她怎么能打晴雯的小报告呢？其实下跪这件事并不能证明袭人没有打晴雯的小报告，但它也证明了袭人的“忍”性。流览《红楼梦》全书，袭人“忍”的例子有很多，挨了宝玉的“窝心脚”，袭人“忍”了；喝了本来留给袭人的酥油茶的赵妈妈，恼羞成怒地大骂袭人是“忘了本的小娼妇”“狐媚子”，在极具污辱性的刻毒语言面前，袭人“忍”了。黛玉戏称她为“好嫂子”，晴雯讽刺她为“花点子哈巴儿”，她又“忍”了。她这样的“忍”究竟是为什么呢？挨了“窝心脚”后的袭人，在宝玉连连的拿药的声音里，情急之下道出了其中奥秘：“你这一闹不打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闹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原来如此！为了不让人知道，为了不致让人抱怨轻狂，她只有“忍”。一旦那天真的赶走了晴雯，她作为怡红院的第一丫鬟，会没有责任吗？至少在王夫人面前有不能搞好团结的嫌疑，何况晴雯的吵闹跟她将与宝玉的关系称为“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一旦那天她真的起身反驳赵妈妈，申辩她不是“忘了本的小娼妇”，其性质比抄检大观园晴雯把箱子底朝天地摔在王善保家的面前要严重得多，晴雯的结果是可以想像的，何况赵妈妈是宝玉的奶妈，她敢不忍吗，顶撞就是犯上啊。有了这个罪名，她的一切也就都没有了。事求其妥，人求其和，是袭人的必然选择。小不忍则乱大谋，正是这些忍耐，使她在荣府上下博得了厚道善良的好名声。薛姨妈称她“行事大方”，王夫人更认为宝玉“能够得她长长远远地伏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

三是爱与谏，是袭人对宝玉的态度与做法。袭人是爱宝玉的，袭人同宝玉一开始就有爱的成份，“初试云雨情”就是结果，自此“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宝玉是她的一切希望，她也爱宝玉。宝玉挨打后，她发出了“怎么下这般的狠手”的感叹，“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中，紫娟的林姑娘回南的话语惹得宝玉又犯了呆病，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一向稳重的袭人将深深的痛惜表露了出来。“绣鸳鸯梦兆绛云轩”里，袭人做兜肚，为宝玉想得多么细致入微。再想想当时的情景，袭人坐在熟睡的宝玉身边，绣着“鸳鸯戏莲”的兜肚，看着那双戏莲花的鸳鸯，袭人内心的缠绵情愫，怎么不会感动得宝钗也不由坐下来绣上两针呢？袭人对宝玉的爱，还表现在她屡屡表现出来的醋意上。二十一回里宝玉与黛玉湘云的嘻笑，使得袭人醋意满怀：“从今以后别再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伏侍你，再别来支使我。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 宝玉将孔夫子、诸葛亮、岳武穆、杨贵妃、王昭君来比晴雯，袭人却道：“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宝玉构成了袭人的一切，宝玉的前途荣辱，对袭人的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恰恰宝玉最讨厌的是仕途经济，最喜欢的是胭脂女红，这当然使袭人“日夜悬心”，那份辛苦“只有灯知道罢了。”为此，袭人更是用出了浑身解数。她不如宝钗，说不出太多的大道理，只能采用见缝插针的办法，时时刻刻不忘提醒宝玉学习与功名。“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中，她甚至采用了以撒娇的方式来要挟宝玉，来了个约法三章。一番苦心下的软硬兼施，就是袭人对宝玉的“谏”的特点。且看袭人那一次“谏”了些什么？对宝玉下了哪些“箴规”？一是不得妄言。袭人听不懂宝玉的“飞灰”“轻烟”的话，更不懂高深的“无”的概念，但她听得出冷清，知道宝玉一旦沉迷于这些东西，就无心于文章，将来飞黄腾达就是一枕空梦。只有不妄想才能做到不妄言，所以袭人幻想让宝玉以保证的方式，从思想上回到经济仕途文章上来。二是装也要装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可恨宝玉平时连装也不装，如果你思想回到正轨了，常装读书也就会真读书了吧，天真的袭人此时可能会这样想。三是远离女红，这也是促使宝玉通达事务、回到“子曰”“诗云”途径的表现要求，但谁又能说不是袭人保护自己与宝玉私情的要求呢？事实上，宝玉在以后的表现中，这三条他一条也没有做到。但只就袭人说，“哪一日哪一时我不劝二爷”的话，完全符合封建社会对于人的礼教要求，袭人也许想不到这么深，她只是为了她心中的宝玉，为了她与宝玉的将来。但无形中，她确实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好了，袭人的这种种手段和表现，看来确实足以将其定位于“主动地、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力求依附上封建统治阶级，力争能够从奴隶变成奴才的最可耻”的人了。袭人确实是世俗化了，说她庸俗化也不为过份，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注意到，她善良的本性还未完全泯灭。当她一听到金钏儿的死讯， “不觉流下泪来”，这是她善良天性的本能反应。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一回中，她评价贾赦强“这个大老爷，真真太下作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对于贾赦的无耻，她的批判是多么的尖刻和犀利！她唯王夫人之命是听，便晴雯被赶出大观园后，她却违背王夫人的命令，偷偷地给晴雯送衣送钱，即使说这是因为她的良心受到谴责，至少她世俗阴暗的心灵里，至少还有一种闪光的东西没有完全失去，那就是良心。那么，究竟给袭人的人格给以怎样的一种定位呢？

袭人生活在那个建立在以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封建的冷酷社会里，虽然她的天性是善良的，美好的，但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观园里，善良不能意味着生活的稳定与安逸，善良更不能给袭人带来名利与幸福。袭人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务实性注定了她只能走上这条媚、忍与谏的道路。一条路是真实与善良，一条路是虚伪与倾轧，袭人只能走入前面一条畸形的道路。于是，善良的本性越来越少，她给自己的心灵一层层地披上了虚伪的外衣——去迎合大观园的统治者。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宝玉，为了她与宝玉的将来，为了保住她的姨娘地位。或者说，她只是为了活得更好！这个念头在她的意识里根深蒂固，但是，这个念头有时又是那么脆弱。挨了一记“窝心脚”，吐了一口血，就慌得她把日后争荣夸耀的心“尽皆灰了”。林黛玉词中的柳絮，“飘泊亦如人命薄”，袭人又何尝不是在大观园的风中不由自主翻飞的柳絮呢！最可悲的是，袭人为迎合统治阶级所作的一切努力，到头来都只能是她的悲哀，她永远都不会是胜利者，封建桎梏下的妇女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到头来得到的只能是一场空。袭人是可怜的，袭人是可悲的。但是，袭人不是可恨的，不是可憎的！可恨的是那个社会，可憎的是真正的封建统治者！这就是曹雪芹笔下的袭人，一个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挣扎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把一位位有灵有肉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只有对这些人物历史地全面地分析，我们才可能正确地把握人物形象。否则，就有可能将形象古板化、世俗化或苛求化。对袭人，也是如此。

名家评论：

俞平伯论袭人

写袭人表面上虽是褒，骨子里净是贬，真正的褒甚少。如第三回称为“心地纯良，肯尽职任”，看起来也是对的。第五回称为“温柔和顺，似桂如兰”，这八个字也是好考语；可是这上面却各加上两个字“枉自”、“空云”，立刻化褒为贬了。其贬多于褒，褒亦是贬，都非常清楚。再说袭人之名，本书有两次交代，一见于第三回，一见于第二十三回。在二十三回上，贾政特别不喜欢袭人这个名字：“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既称为“刁钻”，似非佳名，因此后人对它有种种的瞎猜，有谐音称为“贱人”者，有拆字称为“龙衣人”者，这都不谈。即册子所画也关合这“袭”字。书中云：“画着一束鲜花，一床破席。”“席”者“袭”也，席也罢了，为什么偏偏画个破席呢？此“袭人”一名如何解释固不可知，总之非好名字也。再说又副册中她名列第二，恐也有褒贬之意。看她在书中的地位，本应该列第一名的。袭人的故事，在本书里特别的多。她引诱、包围、挟制宝玉，排挤、隐害同伴，附和、讨好家庭的统治者王夫人，这些都不去一一说它了。她的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得新忘旧，甚而至于负心薄幸，这一线索作者丝毫不曾放过，从开始直贯篇终她嫁了蒋玉菡，所谓“花袭人有始有终”者是也。于她出场时就写道:这袭人亦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今与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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