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诗魔的诗人是谁 被称为“诗魔”的是
被称为诗魔的诗人是谁
在中国诗歌史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人物,那么被称为诗魔的诗人是谁?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被称为诗魔的诗人是谁,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被称为诗魔的诗人是谁
诗魔--白居易。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份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
拓展: 古代诗人的代号
1、诗骨--陈子昂 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2、诗杰--王勃 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3、诗狂--贺知章 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
4、诗家天子 七绝圣手--王昌龄 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
5、诗仙--李白 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6、诗圣--杜甫 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人称为“诗圣”。
7、诗囚--孟郊 作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无好问,曾称之为“诗囚”。
8、诗奴--贾岛 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9、诗豪--刘禹锡 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10、诗佛--王维 这种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11、诗神--苏轼 苏轼诗,挥洒自如,清新刚健,一帜独树,人称诗神。
12、五言长城--刘长卿 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其为“五言长城”。
13、诗鬼--李贺 其诗善于熔铸词采, 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14、杜紫薇--杜牧 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
15、温八叉--温庭筠 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称他为“温八叉”。
16、郑鹧鸪--郑谷 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
17、崔鸳鸯--崔珏 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5]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白居易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白居易轶事典故
投诗顾况
白居易为了应举而初来长安之际,带着《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著作(官职名)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然后注视着白居易,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然后读诗,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不禁大为赏叹,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白居易由此一举成名。
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
白居易画像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藏书故事
池上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竹筒寄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与邻近的几位刺史钱徽、李穰及浙东观察使元稹以诗唱和,来往传递都以竹筒盛诗,是为诗筒的典故。
句传鸡林
唐代新罗(鸡林) 商人来唐贸易时,尽力搜集购买白居易的诗,他们说,自己国家的宰相出百 (一作“一”) 金换一篇白诗,其中伪托的,宰相也能分辨出来。元稹感慨:“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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