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斯坦纳笔下的语言本质与可译性

　　翻译理论研究中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由来已久，人们往往结合两门或多门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来展开探索，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便应运而生。至于研究何为语言本质、如何从语言本质探寻可译与不可译的翻译理论家则很少，美国著名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便是其中一位。也正是他将翻译过程阐释为“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ncorporation)与“补偿”(restitution)四个阶段，对“更好地揭示翻译过程的本质是很有价值的”。(夏天，2009)

　　一、语言与灵知：不知不可为，却为之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是乔治・斯坦纳的翻译理论专著，书中不乏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及语言本质的思考。全书共分六章，“语言与灵知”是第二章(George Steiner，2001：51-114)，涉及语言本质和可译性。具体说来，在第二章中，斯坦纳的主要论题涵盖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缺陷及反交流性、翻译的单质论与二元论、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作用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从洪堡特到海德格尔，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从开普勒到莱布尼茨，从康德到笛卡尔，斯坦纳结合哲学、诗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及跨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语言与翻译的本质和特征。

　　纵观西方翻译理论史，在阐释学的基础上系统研究翻译的理论家主要有施莱尔马赫和斯坦纳(杨柳，2009：98-99)。施莱尔马赫是19世纪阐释学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其基本理念是：真正的理解是对语篇做出具有创造性的新阐释(涂纪亮，1994;杨柳，2009)。而斯坦纳在施莱尔马赫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语言和思维、语言与翻译、语言与民族性格的关联。

　　在斯坦纳的著述中，第二章设有三节，各节自成一体，而又相互关联，层层推进。其中，第一节主要论述语言的多样性及语言的非交际性作用与影响。斯坦纳指出，人类在频繁的语言交流中，往往忽视了语言的负作用，即反交流性。上帝推倒通天塔，使得人类的语言混杂不同，从而无法自由交流，人们各自的语言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不可靠的揣测与把握，无法反应现象的本质及世界的真面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语言交际与使用，都是徒劳，甚至是误导。第二小节主要讨论语言与思维和民族性格的关联。作者先从洪堡特在语言哲学方面的敏锐分析和独到见解入手，深入剖析了萨丕尔・沃尔夫提出的语言与思维关联的假设，进而阐述了语言理解与使用即为翻译的论断，并指出翻译是人类使用语言的一种必要手段。此外，斯坦纳通过分析论证，阐明了各种语言都自成系统，其使用者都在用该语言的'特殊建构方式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换言之，语言左右了人们的思维，管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而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差异。第三小节展开论述“在语言多样性的背后，难以确定普遍语言(抑或普遍语法)的存在”，并从语音、语法及语义三个层面探讨了普遍语言存在的可能性，抨击了生成语法学派的语言观。

　　斯坦纳的巨著系统分析了语言与翻译的本质，其语言犀利，论述有力，精彩论断和案例不在少数。例如：斯坦纳指出，人类语言有其反交流性的一面，无法完全正确地反映现实，无法完全参透上帝的旨意，但人类又一如既往地使用语言来认识世界和相互交流，这种悖论自古有之，未来或将持续。斯坦纳还指出，理解即翻译，一个国家、一个族群有自己的语言，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语言，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认识世界、建构心理认知，从而国家与国家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交流都是一种翻译，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产生不同意义，不同意义的传递即为翻译。精彩的案例如在驳斥生成语法的普遍性原则时，斯坦纳分别从语音、语法、语义三个层面，旁征博引，逐一证伪。

　　二、语言之于翻译：“斩不断，理还乱”

　　普遍语言是指“上帝的语言”，能将指称与现实完全匹配。人工语言是指散布在地球上的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被人们用来交流的语言。人类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每一种语言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不尽相同，但从翻译历史来看，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与翻译是可以进行的。这暗示着各种语言之间有着一定的互通性或相似性，抑或在所有语言的背后有一种“普遍语言”(Ur-Sprache)。这种“普遍语言”能完全反映客观现实，能完整诠释上帝的旨意，能真正揭示普适的逻辑。而通天塔之后，人类日常使用的语言远不及“普遍语言”，也无法与伊甸园里亚当使用的语言相媲美，因为“人类在认知与真理之间放置了布满灰尘的窗户格子或变形的镜子”，无法洞察真理，领悟逻辑。

　　莱布尼茨和哈曼在论及语言的多样性及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联时，提出了“普遍语言”和“人工语言”之说。如前所述，“普遍语言”是上帝的语言，能够揭示终极真理，而“人工语言”是人类社会中使用的各种语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折射真理，但无法完全反映世界的真面目。应该说，提出“普遍语言”和“人工语言”有利于我们结合人类语言的丰富性来分析和把握语言的本质，在肯定语言促进交流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语言存在负面影响和作用，即语言的反交流性。斯坦纳指出，人类语言对现实的曲解，不同语言对世界的不同认知，都为翻译带来了困难，从而带来了“不可译的问题”。只有数学和音乐这两个领域，人类才能接近真理，获得灵知。

　　普遍语言的神秘性为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提供了预设，为建构翻译理论，特别是从诗学、哲学、逻辑学等视角开展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能。这种语言观对翻译理论研究具有启示作用，能进入翻译理论体系，因为翻译理论研究始终无法摆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以英汉翻译为例，英语归于印欧语系，汉语隶属汉藏语系。根据普遍语言的逻辑，英语和汉语都是对普遍语言的一种变体和模仿，即使这种模仿很蹩脚。而正是这种与普遍语言的一丝关联使得英汉语言间的意义转换成为可能。然而，由于英语和汉语都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曲解，因此英汉互译中存在一种不可能，即不可译性。这种可译与不可译的悖论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

　　翻译正是在一种特殊的人类的“生命-精神”的活动中显身，是对象存在的终极根据(张柏然，2012：21)。翻译语言介于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审视翻译语言能帮助人们对普遍语言的轮廓形成模糊的认识，因为普遍语言是源语和目标语的源头，只不过在通天塔之后，普遍语言不被人类掌握，人类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工语言进行交流，使得翻译变得不可或缺。

　　三、结语

　　仔细研读斯坦纳的这部著作，不难发现他列举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普勒、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的研究成果及观点，用以分析语言本质及可译性问题。

　　从这三位为人类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的生平来看，他们均是跨学科的天才。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其研究兴趣广泛，主张世界的一统性(unity)和世界的确定性(certainty)。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国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是德国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即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

　　结合这三位学者的研究生涯，斯坦纳举例论证出：人们往往忽视了语言的负作用和反交流性，其实，参透世界、接近真理的最好办法必须通过数学、哲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并且整合这些学科领域的成果才能实现。纵观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成就，不难发现，他们均是跨学科的天才，均在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莱布尼茨，还是笛卡尔，抑或是开普勒，他们都在数学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

　　斯坦纳正是通过探寻这些学者的研究轨迹来告诉读者：他们的研究发现接近上帝的旨意和原初的逻辑，因为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方式，对真理和现实的反应存在扭曲和变形的现象，而数学、哲学、音乐等领域的符号具有超脱语言符号的功效，能帮助人类向上帝的旨意更近一步。简而言之，就斯坦纳看来，上帝的旨意、世界的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参考文献：

　　[1]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夏天.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的应用：问题与方法[J].外语研究，2009，(3).

　　[4]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5]张柏然.译学卮言[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