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管理”的科学内涵及其实践进路

　　摘要：例外管理作为一种旨在提高群体社会生产效益的管理学理念、制度和原则，不仅蕴含着人类管理实践的理性共识，还对群体创新精神、诚信文化的孕育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更对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有着深层次的促进功效。它的形态虽然各异、作用效益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其对根植于“人治”视野下的基于身份认同的“熟人管理”模式的冷静检视和勇敢怀疑。当前，随着管理的压力和成本日趋增大，管理多元化、多样化的迫切需求日益强烈。重视和推崇例外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去除“管理强行政化”的色彩，还可以有效减缓“例外管理随意性”加剧的态势，继而起到对团队管理优化和创造力激发的作用。

　　关键词：“例外管理”;科学内涵;实践进路;管理优化

　　例外管理①由管理学引入领导学，是指领导干部应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来处理首次出现、模糊随机、十分重要、需要立即处理的非程序化问题。而对于决策对象反复出现的，决策者已有固定的或例行的程序化问题，即常例，由于在领导干部意料之中，控制范围之内，所以，领导干部往往可以把这些常例的处理办法程序化，授权下属去处理，但并非领导干部就不处理程序化决策了。当然，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的界限不是绝对的，程序化决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非程序化决策，领导干部需要善于分辨事件是否是常例，或者是否在意料的度之内，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决策。

　　一、例外管理的科学内涵及其价值考量

　　从例外管理最初的作用范畴来看，它是一种旨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益的管理学制度或原则;从它进入领导学领域的应用实践来看，它又是一种领导干部实施程序化、规范化决策的外在表现。[1]其核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例外管理的实现动因是从事生产活动群体中领导干部、下属基于管理行为效益的共通和共识，需要特定的、规范的、获得广泛认可的且受到一定约束和制约的运行模式来加以规制，而且必须经由内心信仰、具有相应执行能力的下属一丝不苟、确信无疑地去落实和执行。简单来说，例外管理的有序施行有赖于一定的客观环境，既包含有特定群体中人的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能够科学制定执行“常例”计划的能力素养，更需要不折不扣、毫不走样地落实“常例”的能力。其次，领导干部施行“例外管理”常常要受到双重风险的考验。例外是相对常例而言的，它作用的对象是一些不确定的、模糊的非程序化管理问题。相比“常例管理”而言，例外管理一方面要承担因重心不在常例管理上而导致可能的管理失序、失败风险，另一方面还要承担例外管理所面对的那些非程序化问题可能隐含的决策风险。换言之，例外管理具有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再次，例外管理决不意味着领导干部放松甚至是放弃了管理职能，也并不必然会弱化领导干部的管理权威。领导干部虽然并不需要时刻对常例问题施行“事必躬亲”式的管理，但必须对“常例管理”是否按照“自己和决策团体”所预先设定的处理原则和模式“正常”运行保持必要的、足够的“关注”，实践中，这种“关注”指的就是领导干部对可交付的下属享有绝对的监督权力。这种绝对的监督权力，既是领导干部不直接参与下常例管理规范施行的有力保证，更是领导干部施行例外管理的重要保障。

　　前文叙及，“例外管理”是一个源自现代社会企业管理且极具功利色彩的旨在促进特定群体生产效益的行为准则，虽然它应用于实践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它的晦涩和弥新而存有任何怀疑的念头，也绝不能因为它是一个“舶来品”就在实践中贸然加以抵制，更不能因为害怕“领导权威丢失”其实这是个伪命题而在实践中下意识的加以摒弃。其实，“例外管理”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我国汉代，据史料记载，[2]汉代名相丙吉路遇命案而不顾，却对田间喘牛刨根问底。丙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杀人事件是一个有规可循、有法可依、有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的例行事件，而牛喘气却是一个偶发的例外事件，这种事件由于缺乏制度化、流程化的.解决方式，而且没有专门负责的组织机构，处理失当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丙吉问喘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例外管理的雏形，更折射出了“例外管理”的思想精髓，那就是放手流程内和例行性事件、专注流程外和例外事件的管理思想。笔者这里无心考究“例外管理”的“归属”问题，只是想说不论是我国古代先贤丙吉的古朴做法，还是近代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明确提法，例外管理之所以能获得人们的认可并具有相应的社会价值，是因为这一重要思想原则或制度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它既是出于促进群体生产效益的功利之举，又是优化群体管理效能的创新之法，还是领导和下属诚实守信良性互动的自然结果，更是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1例外管理蕴含着理性共识。人类社会基于不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形成的管理理念、原则和制度，或出于功利之需、或源自安全考量、抑或是某种不可名状的世俗观念，它们形态虽然各异，作用效益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它们饱含人类智慧、理性思考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说，例外管理作为一种具有一定价值的客观存在自然也不例外，[3]它不仅是人类理性共识的结果，更是人类对传统管理理念、原则、制度、方法的冷静检视、勇敢怀疑。一般认为，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你要别人干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这样，传统管理的强职权主义色彩不仅使得领导干部在完成“要别人干什么”的时候体现出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且在衡量“下属是否使用最好的方法去干”的过程中与下属难有一致意见，这正是管理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源头。在理性力量的支配下，人们看到了传统管理的弊病和不足，意识到在传统管理体系中解决这一矛盾的巨大阻力，因为管理者或领导干部绝没有放松管理甚至是妥协的义务，而被管理者也绝没有被剥夺“心存不满”的权利。例外管理的萌芽和提出正是基于对这些“矛盾”和“急需”的前置考量，借助“非直接接触”的管理形式，完成“事先约定”的管理内容，以利于有效减免“冲突和矛盾”的发生，在实现管理优化的同时继而提升社会生产效益。这些基于管理的认知、努力和设计不论是考量其外在形式，还是探究其本质意蕴无不蕴含着人类理性共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