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现实经济的启示

2、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

内容 摘要：新 经济 增长 理论 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 研究 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关键词：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

　　上世纪80年中后期，学术界掀起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热潮，其提出背景主要是针对新古典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实 问题 ：

　　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对1700年以来几个经济领先国家人均GDP增长率的统计，荷兰(1700-1785年)为-0.07%、英国(1785-1820年)为1.4%、美国(1890-1979年)为2.3%，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下，资本的边际产品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也就是说，随着一国资本存量的增加，其产品的增长率必然收敛于一个稳定值，从而出现零增长。

　　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长期的 发展 来看，发展 中国 家的增长率是可以与发达国家趋同的。而根据以下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仅为106美元，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758美元和32078美元，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有不断拉大的趋势。面对这一事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新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按接受 教育 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按点子和专利权的数量来衡量)。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 社会 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由此，罗默得出知识积累是 现 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罗默将社会各部门划分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和研究与开发部门即知识积累部门。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越来越超过物质的积累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即R&D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罗默指出，由于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相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可以产生赶超效应。

　　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这类似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观点；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不通过学校教育)、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也能够增加人力资本，这类似于阿罗1962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理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它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尤其是为那些教育经费缺乏的穷国设计了一种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 方法 ，即引进外国的高技术产品，通过直接操作新机器或消费高技术产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掌握先进技术，从而提高穷国的劳动力素质并使它转化为人力资本。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

　　AK模型。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一定技术水平的常数，K表资本。从表面上看，产出与资本存量呈正相关，这似乎不太恰当，但如果将K作为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就显得非常合理。其单位产量为Y=AK，它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从而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可以持续增长。因此各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不会出现趋同，这就很好的解释了前面所述的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

　　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spillove reffect)模型。罗默在其表性论文《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中指出，除考虑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即劳动与资本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因而会带来一国长期收益的增长；知识也是生产要素，要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是导致收益递增的关键所在。

　　R&D模型。罗默后期在它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源泉即专业化的投入，即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不是 企业 投资的附加产品，而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应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活动，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了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同时，从事R&D的厂商也将获得激励。由此，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另一类是将其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卢卡斯指出： 分析 人力资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出水平的 影响 。卢卡斯引入人力生产部门，提出了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而人力资本水平则取决于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加上本期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有效的提高了经济中的实际投入， 自然 会相应提高产出水平。

　　“边干边学” (learning by doing)模型。由阿罗于20世纪60年提出，后期为罗默的理论所吸收和沿用。阿罗试图提出一个“知识积累的内生理论”，并以此解释技术进步现象。阿罗认为，知识的获得是“经验的产物”，而不仅是时间的函数，企业在投资与生产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反过来又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所以，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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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经济 增长 理论 的启示

　　(一)对现实经济的意义

　　寻找 发展 中国 家特有的增长模式。资料表明，各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是使用一个通用的模型就可以反映，发展中国家有其自身的 历史 条件和特殊性。可以说，建立一个人口众多、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型是非常具有挑战意味的。正如卢卡斯所说，印度政府应采取什么措施使其经济增长如同印尼、埃及一样快呢？如果能，应采取什么措施呢？如果不能，其根本原因何在呢？这些 问题 成为焦点，新增长理论从产生发展至今，历程短暂，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寻找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方面尚需不断完善与充实。

　　加大 教育 力度以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实证 研究 中，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得出的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要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而不是缺乏物质资本投资，阻碍了穷国赶上富国。在此，人力资本被赋予了高于物质资本的含义。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并使总的规模收益递增，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由此可见，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其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从长期看，一国只有不惜在教育领域上倾力投入，才有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重新确立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否定了政府对经济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的结论，依据知识随投资的增加而扩散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政策如补贴教育、研究和开发、刺激物质资本投资、激励新思想形成并快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等等。巴罗则进一步将政府作用内生化，认为政府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在生产中它是一种“公共资本品”，没有这种公共资本品，则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和劳动就会面临递减收益；相反，如果引入这种资本品，则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函数，一国经济在这一函数下就会出现持续增长。

　　政府兼顾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新经济增长理论断言，长期以来，政府仅仅重视经济周期是完全错误的。总体看来，有效的政策除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通货膨胀与失业外，还要关注技术创新与进步。政府应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诸如R&D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改革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培养等。当然政策应该谨慎的实施，以免对经济产生误导作用。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树立重视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的观点对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教育培训为主体的对人力开发而投入的费用，具有比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投资收益率。经济发展的恒久动力及决定性因素，正日益由物质资本的投入转向人类自身开发的人力资本投入。

　　加速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认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边干边学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这些观点对加速我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展 科学 技术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上。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使教育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鼓励 社会 增加教育投入：吸引和激励海外华侨捐资办教育；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办教育；强化 企业 与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提高各单位教育投入；在广大 农村 地区，鼓励和宣传一部分富裕农民集资捐助教育，为农村教育筹集大量资金。提高个人、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这是教育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增加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加强研发工作且创造、推广和 应用 新知识。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用于研发部门资源的多少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高低，因而，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必须在研发部门多投入资源，以提高知识积累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我国的经验也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显著的快于1978年以前。

　　总之，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 自然 结果；对处于实现 工业 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 文献 ：
　　1.郭怀星.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2.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5)
　　3.韦海鸣.新经济增长理论评析与启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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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

内容摘要：　　，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增长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乃至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框架（例如，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则是其对于具有经典意义的Solow模型所作出的更合乎现实的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其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因是自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所遇到的困境，理性预期的出现，从本质上并没有挽救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是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些远离现实的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例如Sala-I-Martin(2001)指出，新增长理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使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理性预期转移到长期问题，而理性预期对于长期问题事实上没有作出贡献。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d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2]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3]。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4]，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Solow模型的缺陷在于，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Solow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5]，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地决定，因此，依Solow模型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假定增长来建立增长模型。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弥补Solow模型的缺陷，Romer（1986）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Romer假设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的外在性来实现的，由于知识的这种中间产品性质，使技术具有了外部性，因而整个经济中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在Romer（1990）中，Romer更是通过引入一个显性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来源。Lucas（1988）则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Romer及Lucas等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虽名盛一时，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分析方法，都是沿袭了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第一，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其基本思想和方法均来自于Ramsey（1928）所建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思想，而内生增长理论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更加精致化而已。例如，修正效用函数的形式、修改其约束条件。第二，内生增长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都来自于对总量生产函数及其假设的修正。如Romer（1986）引入了投资的外在性，因而使具有递增收益的生产函数具有可能性，并存在竞争性均衡解。Romer（1987）通过将资本与技术均视为一种中间产品，以中间产品的种数来表示技术的进步，因而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6]，而且也避开了因直接处理递增报酬生产函数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Lucas（1988）通过将资本分解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引入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与人力资本的外在性，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巨大的人均资本差异方能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水平差异的问题[7]。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思想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AllynYoung（1928）。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模型只能被视为是对AllynYoung思想的形式化。在其已成经典的论文中，AllynYoung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他认为，不仅分工水平由市场容量决定（这是A.Smith的经典思想），而且，市场容量同样由分工水平决定。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来自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事实上，Romer（1987）开创性地提出以中间产品种类来表示技术进步，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增长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正是将Young的这种思想加以模型化。顺便提一句，Young关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8]，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被杨小凯加以扩充，而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从思想渊源来看，Romer关于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观点还受到K.J.Arrow的影响。Arrow假设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干中学”的思想。Arrow认为，技术进步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因此，新投资具有外部性，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而且其他厂商亦可通过学习而提高其生产率。这样，虽然从单位厂商来看，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Arrow模型能推论出社会总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因此，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若人口增长率为0，则经济增长率亦为0。正是这个缺陷的存在，使Arrow模型一直未能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大的反响[9]，一直到Romer对Arrow模型进行扩展，得到知识溢出的增长模型，才使Arrow的开创性工作恢复其应有的意义。Romer对Arrow模型的扩展体现在：他仍假设知识具有溢出效用，但假设知识是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10]。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与Romer的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及其外溢效果，并假定存在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的生产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者个人作出决策[11]。Lucas的这种思想明显地来自于Uzawa（1965），但Lucas假设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而Uzawa则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Lucas模型中亦可得出竞争均衡解为次优的结论，对于社会来说，个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力资本的引入还提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若考虑到人力资本因素，则解释不同的人均产出水平时不再需要过于巨大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因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差异。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and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ofEconomic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Mino(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andHowitt于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and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and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

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

991、1

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and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and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WORKINGPAPERNO.7793）,Douglas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WORKINGPAPERNO.7762）,PaulBeaudryandDavid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