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

2、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

内容摘要：　　，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增长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乃至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框架（例如，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则是其对于具有经典意义的Solow模型所作出的更合乎现实的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其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因是自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所遇到的困境，理性预期的出现，从本质上并没有挽救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是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些远离现实的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例如Sala-I-Martin(2001)指出，新增长理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使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理性预期转移到长期问题，而理性预期对于长期问题事实上没有作出贡献。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d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2]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3]。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4]，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Solow模型的缺陷在于，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Solow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5]，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地决定，因此，依Solow模型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假定增长来建立增长模型。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弥补Solow模型的缺陷，Romer（1986）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Romer假设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的外在性来实现的，由于知识的这种中间产品性质，使技术具有了外部性，因而整个经济中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在Romer（1990）中，Romer更是通过引入一个显性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来源。Lucas（1988）则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Romer及Lucas等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虽名盛一时，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分析方法，都是沿袭了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第一，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其基本思想和方法均来自于Ramsey（1928）所建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思想，而内生增长理论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更加精致化而已。例如，修正效用函数的形式、修改其约束条件。第二，内生增长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都来自于对总量生产函数及其假设的修正。如Romer（1986）引入了投资的外在性，因而使具有递增收益的生产函数具有可能性，并存在竞争性均衡解。Romer（1987）通过将资本与技术均视为一种中间产品，以中间产品的种数来表示技术的进步，因而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6]，而且也避开了因直接处理递增报酬生产函数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Lucas（1988）通过将资本分解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引入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与人力资本的外在性，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巨大的人均资本差异方能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水平差异的问题[7]。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思想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AllynYoung（1928）。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模型只能被视为是对AllynYoung思想的形式化。在其已成经典的论文中，AllynYoung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他认为，不仅分工水平由市场容量决定（这是A.Smith的经典思想），而且，市场容量同样由分工水平决定。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来自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事实上，Romer（1987）开创性地提出以中间产品种类来表示技术进步，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增长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正是将Young的这种思想加以模型化。顺便提一句，Young关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8]，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被杨小凯加以扩充，而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从思想渊源来看，Romer关于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观点还受到K.J.Arrow的影响。Arrow假设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干中学”的思想。Arrow认为，技术进步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因此，新投资具有外部性，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而且其他厂商亦可通过学习而提高其生产率。这样，虽然从单位厂商来看，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Arrow模型能推论出社会总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因此，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若人口增长率为0，则经济增长率亦为0。正是这个缺陷的存在，使Arrow模型一直未能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大的反响[9]，一直到Romer对Arrow模型进行扩展，得到知识溢出的增长模型，才使Arrow的开创性工作恢复其应有的意义。Romer对Arrow模型的扩展体现在：他仍假设知识具有溢出效用，但假设知识是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10]。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与Romer的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及其外溢效果，并假定存在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的生产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者个人作出决策[11]。Lucas的这种思想明显地来自于Uzawa（1965），但Lucas假设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而Uzawa则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Lucas模型中亦可得出竞争均衡解为次优的结论，对于社会来说，个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力资本的引入还提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若考虑到人力资本因素，则解释不同的人均产出水平时不再需要过于巨大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因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差异。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and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ofEconomic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Mino(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andHowitt于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and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and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

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

991、1

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and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and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WORKINGPAPERNO.7793）,Douglas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WORKINGPAPERNO.7762）,PaulBeaudryandDavid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

内容摘要：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引入垂直产品创新，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到了内生增长理论中，并运用此理论讨论了“创造性破坏”经济动态下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虽然这一派理论仍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但在方法上已有所突破，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有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创新，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经济结构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正在以现代的形式复活，并对现代经济学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对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支增长理论上：一是笔者介绍过的以Nelson和Winter(1982)开创的、以演化的视角关注异质性和结构变迁的演化熊彼特主义的增长理论(刘志铭、郭惠武，2006)；另一支是以Aghion和Howitt(1992，1998以下简称A—H)为代表的，在新古典框架下纳入垂直质量改进过程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可将其称为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有时它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的熊彼特方法或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Mulder，etal.，2001；AlcouffeKuhn，2004)。

　　在熊彼特(1934)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在新古典框架下把熊彼特的这一“创造性破坏”的思想纳入增长理论并对其形式化的尝试最早始于Segerstrom，Anant和Dinopoulos(1990)的研究，之后，从A—H(1992)与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经典文章开始，熊彼特的方法已经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方法。A-H(1992)建立了一个包含随机因素的、由垂直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在以后的十几年中，A-H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这个“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下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广泛的结构问题。本文拟对以A-H(1992)的基本模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作一系统介绍。

一、将“创造性破坏”内生化的基本模型

　　A-H基本模型(1992，1998)假设社会中存在三种可交换的物品：劳动力L、消费品y和中间品x。经济参与人长生不老，利率r不变。劳动力可用于两种用途：中间品的制造和研发，在研发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为n。消费品的生产投入只有中间品，其方程为：y=AF(x)，其中A为生产力参数。中间品由劳动力一对一地生产，所以可以用x代表中间品制造部门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研发部门主要从事中间品的研发，创新的到达是一个泊松过程。创新的泊松抵达率是λn，即在研发部门投入的劳动力越多，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λ为固定参数。模型中假设新技术会完全取代旧技术，拥有新技术的中间品制造者成为中间品市场的垄断者，并且专利法对技术进行永久性的保护，直到有更先进的技术出现，这种垄断地位才会消失，这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t表示创新发生的次序。中间品创新的结果是推动生产力，具体地，是增大消费品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参数A，At+1=λAt，γ为创新对生产力提高的规模。

　　模型主要通过研发者、中间品当前垄断者以及劳动者的最优化来确定劳动力在研发和中间品的制造这两个领域的配置，进而得出在均衡配置下的经济增长路径。

　　劳动力比较中间品制造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工资决定自己在哪一个部门工作；中间品创新成功后，中间品的垄断者的优化决策决定x的产量。研发者通过研发活动的优化确定研发的投入。研发的期望利润为：λntVt+1-wtnt，其中wt是研发部门劳动力的工资，Vt+1为第t+1次创新的价值。研发部门最优化的条件是：wt=λVt+1；第t+1次创新的价值Vt+1由下面的资产方程决定：rVt+1=πt+1-λnt+1Vt+1，该方程表示某一次创新的价值是在其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垄断利润流的净现值。nt+1为第t+1次创新之后的研发投入。方程体现了“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即第t+2次创新成功后，第t+1次创新所获得的技术将完全被替代，所以第t+1次创新的未来的利润流要减去下一次创新造成的损失，并且，nt+1越大第t+1次创新的价值就越小。进一步：该式的分母体现了“创造性破坏”。综合以上式子，可以得到：

　　为经生产力参数调整过的工资和利润。这个等式就是研发者的套利条件，也被称为自由进入条件，它综合了中间品的生产和研发活动的最优化问题，即劳动力L如何在两种用途上分配能够同时达到中间品制造部门、研发者和劳动力的最优，即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另外，引入劳动力市场出清等式(或约束等式)：

　　联立

(1)和

(2)两个等式，可得出均衡时的n和ω，并且这个均衡()是唯一的。得到均衡值n就可以得出均衡增长路径。因为At+1=γAt，并且yt+1=γyt，所以可以得出对数化后的平均增长率为：g=，由此公式可以看出研发投入n是经济增长唯一内生的动力。由于工资、利润和最终产出都是以γ的规模增长，所以这也是一个稳态均衡。模型中可以把创新规模γ内生化，γ一方面影响创新的抵达率，另一方面，最优的创新规模也要由模型来确定。创新抵达率由研发投入决定以及创新规模的内生化共同体现了技术或创新的内生化，从而也使得经济增长内生化。

　　在熊彼特方法的基本模型建立起来以后，Aghion和Howitt等学者运用这个模型讨论了一系列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更广泛的经济结构问题。由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在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动态过程方面的深刻洞察，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相比于其他内生增长模型，在分析这类问题方面显得更加有力。

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

　　经济增长与失业是宏观经济永恒的主题，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这两者通常是分开进行研究的。失业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在长期，失业率由自然失业率来确定，而经济增长对自然失业率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A-H(1994)在的基本熊彼特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技术进步背景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其他一些学者则对A-H的这一研究扩展至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的增长与失业，就业政策对增长与失业的影响等方面。

(一)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和资本化效应

　　Pissarides(1990)在其均衡失业理论框架下，借助搜寻匹配理论比较早地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增长对失业存在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经济增长会提高工作转换率，而这会提高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更高的生产力的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回报，这又会引致就业的增长，最终降低自然失业率，这被称为资本化效应。

　　A-H(1994)在“创造性破坏”的框架内，以Pissarides的搜寻匹配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创造性破坏”效应和资本化效应。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使用旧技术的部门和企业，导致劳动者的失业，这被称作经济增长对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当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时，技术进步使得创建一个生产单位的报酬也增加，这将鼓励投资者依据新技术去创建新的生产单位去赚取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利润，从而吸收新的劳动力，这被称为资本化效应。

　　对于“创造性破坏”效应，假设工人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匹配速度为m(1，v)，其中1表示参与匹配的总劳动力，v表示空缺的总岗位数。m为v的增函数。在稳定状态，总的空缺岗位数v保持不变，均衡的失业率由下式决定：

　　其中u为失业率，S为生产单位的生命期，p(v)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流量，等于工人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匹配速度，即。上面公式的左边表示工人失业的流量，用生产单位老化的频率(即)乘以当前仍在生产的生产单位数目(1-u)；右边表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流量。

(3)式可变形为：u=1-p(v)S。

　　当由技术推动的增长速度加快时，生产单位的生命期S会缩短，使得工作岗位的破坏速度加快，均衡的失业率上升。这是“创造性破坏”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生产单位生命期缩短时，缩短了生产单位的投资回报期，这阻碍了新生产单位的建立，空缺的岗位降低，失业工人找到工作的流量(即p(v))减少，这又使得失业率上升，这被称为“创造性破坏”的间接效应。

　　对于资本化效应，在模型中，研发的自由进入条件为：其中，d为经生产力参数调整过的研发沉没成本，λV为研发的瞬时预期收入，λ为创新的泊松抵达率，r-g为资本化该项预期收入的净贴现率。当增长率提高时，净贴现率r-g下降，意味着创新的净现值上升，这会刺激研究机构的进入，而当更多的研究机构进入时，也就有更多的未来生产单位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即v会上升，从而降低失业率。这就是经济增长对失业的资本化效应。在模型中，当p′(v)很大时，g接近于r，资本化效应起主导作用，当p′(v)很小时，“创造性破坏”效应占主导地位。

　　A-H(1994)模型中只有技术的全面更替，没有逐步的技术更新。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则引入技术的逐步更新进一步讨论了Pissarides(1990)，A-H(1994)提出的资本化效应。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对新技术的采用区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摧毁旧的工作岗位来采取新技术；另一种是企业保存旧有的工作岗位，使原有的劳动力，更新原有技术。采用更新技术的方法要承担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购买体现新技术的机器设备以及培训原有工人操作新技术的费用。在模型中，当技术更新成本比较低时，企业倾向于保存原有工作岗位，使原有工人逐步通过内部革新来更新其技术，结果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降低了失业率；而当这种成本高于一定的值时，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更多的工作岗位被破坏掉，这样，经济增长会提高失业率。所以在资本化效应发挥作用时，企业采用新技术的不同方式导致经济增长对失业的影响也不相同。

(二)就业政策对增长与失业的影响

　　Mortensen(2005)进一步把搜寻匹配理论与A-H(1994)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容纳经济增长与失业相互联系的分析框架，并在框架中融入了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试图分析政府就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影响。在模型中，政府可使用两种就业政策：工资税和失业保护政策。就业政策是工人就业的机会成本，它构成了厂商建立新工厂的成本。在加人工资税τ时，企业主雇用一个工人需要支付w(1+τ)，所以工资税提高了厂商的成本，使得失业增加，但在模型中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确。就业保护政策是指企业在倒闭时要为工人支付一笔费用，它的存在会降低企业进行创新的现值，这意味着技术垄断企业在下一次创新到来时的损失会增大。因此，就业保护政策一方面由于雇用劳动力的成本增加会导致失业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降低了厂商创新的积极性使得增长率下降。这意味着就业保护政策的存在使得经济增长与失业呈现负相关关系。

(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形下增长与失业

　　Boone(2000)，Lingens(2002)以及Meckl(2004)在“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下研究了存在工会讨价还价、效率工资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因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

　　Boone(2000)研究了在选择不同的创新方式时企业决策对失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将创新区分为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产品创新是指产品质量的提高；流程创新是指缩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的创新，即新技术自动化程度更高，更省人工。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即在工会、效率工资等因素的影响下，工资偏高，此时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决策是更多地采取流程创新，即削减劳动力成本，而较少地采取产品创新，而这种加重失业的创新方式会导致长期的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的经济增长率，社会福利也低于社会最优时的情况。

　　企业可以在创新可行集中选择两种创新的某个组合来最大化其利润。通过观察最优状态时的两种创新的边际替代率可以看出：固定劳动力成本在收人中的份额上升时，企业会更多地采用流程创新，这个份额的上升可能是由于销售量的下降，所以企业在衰落时期，会更倾向于采用流程创新；较高的工资水平会促使企业更多地采用可缩减劳动力的流程创新，而工资的上升可能是工会、效率工资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因素导致的；产品质量竞争激烈时，质量水平较低的企业会裁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使产出增加，使劳动需求上升，工资上升，另一方面，竞争使产品质量低的企业销售下降。流程创新是一种低增长推动型的创新，所以当它占主导时，经济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状况时的增长率，并且社会福利也较低。这里，失业会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

　　Lingens(2002)的模型不像其他的有关理论只研究经济增长对失业的影响，他引入了工会对工资的讨价还价，讨论了失业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这成为其显著的特点。在他的模型中，如同A-H(1992)模型，劳动力分为高熟练工和低熟练工，中间品制造部门既使用高熟练工也使用低熟练工，研发部门仅使用高熟练工。工会只针对低熟练工的工资进行谈判，在工会讨价还价的影响下，低熟练工的工资会上升，这一方面会降低企业进行创新的现值，降低了企业家进行研发的意愿，也就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低熟练工的工资上升会使低熟练工失业增加，又因为低熟练工与高熟练工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这样制造业部门低熟练工数量的下降会降低高熟练工的边际生产力，所以制造业部门的高熟练工的工资会下降，促使高熟练工从制造业部门流向研发部门，从而提高创新的泊松抵达率，经济增长率也会相应提高。这两种效应哪一种占主导取决于中间品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如替代弹性小于1，则后一种效应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工会的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替代弹性大于1，则前一种效应占主导地位。

　　Meckl(2004)则在A-H(1998)的具有资本的“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中，引入了效率工资，分析了长期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相互消长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相关，高工资部门即研发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份额越高，则失业越严重，同时经济增长率也越高。

三、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A-H模型中，创新是增长的动力，因此对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就可归结为对市场结构与创新关系的讨论。对于市场结构或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创新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熊彼特(1934)认为，未来的垄断租金吸引着企业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指出厂商拥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对于它从事创新活动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研发活动必须有一定的内部融资，而这种内部融资只能来源于由垄断权力带来的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只有拥有一定的垄断权利才可以防止创新被迅速地模仿，厂商也才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在A-H(1992)的框架中，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如果在前面所述的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中设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F(x)=xα，则稳态时的研发套利条件

(1)可变为

　　根据这个式子，稳定状态下的研发水平n是厂商所面对的市场需求弹性。的减函数。。代表市场竞争程度，α越大，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这说明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其原因是垄断租金的耗散会削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积极性。而在实际中，产品市场的竞争也会促进企业为了生存而进行创新。A-H以及其他学者对早期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一些改动，以使得模型能够解释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

　　首先可以区分产品市场的竞争和创新部门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需要进行讨论。A-H(1998)讨论了创新部门的竞争与增长的关系，创新部门间竞争的加剧意味着研发的进入壁垒的降低，也就是有更多竞争主体参与到研发中来，这会提高创新的泊松抵达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产品市场竞争，AKhion等人以三种方式对最初的模型进行改动以调和竞争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