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中余翻译的句子

余在文言文中的意思有以下五种意思: 我。

《核舟记》:，尝贻余核舟一， 多余的，《论语》:，其余不足观我国百余年来天下太平。

民族和睦，内地和边疆如同一家，百指一百，余是多的意思 意思 b 沟渠刚挖好意思b沟渠刚挖好，大水到了，顺着灌进，人几这是道家的修炼法门，至极可以达到三花聚顶，也可以说是倒气运气之法，以修炼大丹.采气不在气，口闭双目开.玄机在于目 这是道家的修炼法门。

自古至今，中国人为什么那么信风水，为什么那么多人孜孜以学，梦寐以求，为什么那么多人痛恨反对，欲除之而后快，这 为什么那么多人痛恨反对，这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风水，什么是风水学，风水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停止歌唱，我不能停止唱歌 ，我猜一个吻在空气中如果时间不弃世没有你。

我被一部网剧圈粉了，这个年代说实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

但是在这部剧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余的古文用法及答案

基本解释:1我:自己，~将老，2剩下来的，多出来的:剩~，~荫指前人的遗泽，遗 2剩下来的，遗留的庇荫，~勇可贾gǔ还有剩 ~粮，. 2剩下来的，多出来的:.粮.兴.悸.孽..生.荫指前人的遗泽。

多余的 余韵徐歇《石钟山记》 残留的。

遗留的 肯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形容词: 剩下的，遗留的 肯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剩下的，隔篱呼取尽余杯 残留的，余在文言文中的意思 形容词:剩下的。

扩展阅读

文 | 葛兆光

记得那是2007年10月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大学，那一年，关西大学授予于先生荣誉博士学位，并举办了第一届东亚文化谈判学会会议，就是在那个简单而隆重的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于先生。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正如于先生后来常说的，我们似乎一见如故，因为共同话题实在太多了，那天于先生送了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未完成的才华》，然后和我天南地北的聊天。话题从顾杰刚开始，再到范文澜、周一良、冯友兰，我不敢说英雄所见略同，但可以说关注点大致相似。

究其原因，我当然知道，就像于先生笔下的钱穆先生，终其一生都在唤起故国的魂魄，于先生的关怀一直在中国，所以他特别愿意和我这个来自大陆的学者聊天。

然而，读于先生的书是很早的事。

于先生的著作《学者与中国文化》于1987年底在大陆首次出版，当时风靡一时，引起了学术界（甚至超出学术界）对学者的关注。当时，大陆正处在一个叫文化热的大潮流之中，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士大夫传统的批判，难免大部分以批判为主，主要是因为无法直接批判政治造成的落后，而由传统文化来承担现实政治的责任，我曾戏称为鞭尸。

于先生对古代文人士大夫“同情的理解”的研究，自然遵循了钱穆先生的思路，与这一大趋势并不十分一致。但他对文人士大夫传统的看法，与当时文化热高涨的启蒙思潮和批判意识并不冲突，因为他从另一个侧面提醒知识分子阶层，如何关注自己的历史，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发掘传统精神，用正统来反对政治正统，以“无王侯，高尚之物”的传统气节为知识分子阶层保留一些尊严。

然而，我首先读到的是早些年的《从价值体系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大约是1986年初，那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写完了《禅宗与中国文化》，不久之后，北京的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了一本书，我记得是《泰晤士报》文化公司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当时大陆刚刚走出前一时期，普遍对传统文化造成的落后和专制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批判。

乍一看，看到于先生的书，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值得珍贵的精神资源，必须为西方“现代”重新发现。我有些不习惯，因为大家都期待80年代的中国恢复五四运动的新方向，对中国在文化上回归旧传统非常担心，因为旧传统中的专制和封闭在过去达到了顶峰，让刚刚走出那个时期的人不寒而栗。

我当时也有同感，因此，在一篇评论中，我写道，我与于先生的观点略有不同。我感到中华民族不是处于即将进入现代的阶段，而是处于迫切需要进入现代、赢得科技腾飞的关键阶段，因此，我仍然感到传统文化摇摇欲坠、包袱沉重，除非经过脱胎换骨的革命（《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系》，1986年《书林》第六期发表）。

然而，这种疑惑和担忧在阅读《学者与中国文化》后被打消了，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关于古代《学者》的八篇历史随笔集，在当时洛阳纸价盛况下，几乎是朋友圈中的一本，并引起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使命的讨论。

众所周知，在经历了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一头扎进十八层地狱的时代之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理想主义、使命感和高昂的精神。本文不仅着重论述了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激发了知识分子反抗勇气的正统与政治统一的论述；关于新意识与新思潮的历史论文，也触及了学者对古今士人传统的自觉反思；而关于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论述，也让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重新思考和理解韦伯的论述，思考原本也具有商人精神的中国为何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

特别是于先生在专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将中国传统的学者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现在于先生更喜欢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古代的学者与西方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似，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基本价值观（如理性、自由、公平、平等）的捍卫者，这种学者的历史定位和对知识分子的现实要求，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的追求如出一辙。

有时，台北的朋友在与台北的朋友交谈时，经常提到于先生的反智论在台湾的影响。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学者与中国文化》对大陆学者的刺激可能不亚于《反智论》对台湾的影响。

差不多25年后，《学者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再版，应出版社的邀请，我为这本在大陆影响深远的书写了推荐，这份推荐其实就是我反复重读这本书的感受。

或许，很多人读完这本书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传统文化的温情与对士人精神的尊重，如何能够齐头并进，与来自西方的现代知识分子所秉持的理性、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相契合？

后来，我多次与于先生谈论这一点，逐渐意识到在于先生的心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历史理解，也有对现代价值观的接受。这与像我这样在大陆环境中长大的人有些不同。

我认为这可能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有关。他受钱穆先生的教育（于先生是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洲学院的弟子。虽然他偶尔与钱先生的想法有分歧，但他总是尊重和捍卫他老师的思想。在这方面，你可以看到《犹记水上风吹鳞》和《为故国呼唤灵魂的一生》），他也受到胡适先生的影响（他说，他小时候在隐山乡下学习胡适的白话诗，离开隐山后，他读了《胡适文村》，他的哈佛老师杨连生是胡适的学生和密友）。

他从小在中国长大，对传统文化有亲身经历和深刻理解，也在美国接受过专业教育，长期沉浸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在他的头脑和笔下，士大夫以正统制约政治制度，即所谓以道抗势，与爱德华·赛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可以或多或少相同；与传统的瞄准道（孔子）、澄清世界（陈帆、樊胖）、关心一切（东林党人），如果放在现代，也可以转化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理性关怀。

正如于先生在《学者与中国文化》序言中所说，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学者作为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这恰好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或新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时期和追求。

只是近代中国以来，“学者”，也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一直很不幸，正如于先生后来所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边缘化”。

二

我也是通过研究传统士大夫开始进入历史领域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我在狂热地研究中国传统士大夫与佛道的关系，出版了《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于先生的《士大夫与中国文化》属于《中国文化史丛书》，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此，我陆陆续续地读了于先生的一些作品，我非常喜欢和钦佩于先生的思想、学识和写作风格，所以我认真地收集于先生的作品。

巧合的是，1993年（还是1994年），王凡森大哥第一次到北京，由于弟弟葛小佳和他在普林斯顿的同学罗志天的介绍，我去机场接他，在北京的几天，天南地北聊得很开心。

他知道我喜欢读于先生的书，回到台北后委托他的哥哥王玉峰先生给我寄了一包于先生在台湾出版的作品。

有趣的是，其中有一本不经意间抄袭的《文化决定论》，是对于先生连续四天在《中国时报人副刊》上发表的长文《论文化超越》（原载于1990年3月5日《自立早报》）的批评，作者声称站在本地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批评于先生的大汉族民族主义，我猜想也许这是潘森的弟弟无意中留存下来的，送书时忘记了。

但我也看到，台湾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先生也有非常激烈的批评甚至攻击，一不小心夹在了书中，而这篇文章却用陈词滥调、工具性、歪曲论等字眼批评于先生，说于先生是典型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倒也无妨，更何况最后一句话竟然说，于先生，请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结束。

这不是学术或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是一种近乎敌对的诅咒，然而这篇文章却成了我后来为于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所作书评的由来，下文我将提及。

所以在这方面，他明显不同于生活在美国的西方中国学者。他也研究中国历史，但他在面对中国历史时有不同的感受和感受。正如于先生1978年回大陆进行学术访问后所说的——这是他离开大陆后唯一一次——正如他所说，在大陆研究历史时，该地区以外的中国学者“全神贯注于如何利用这次访问推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纠正他们的‘工作假设’。”但于先生有一种不同的心情，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好像“几千年后的后代向他们祖先的脚步致敬。"

用潘森兄的话来说，于先生“上姚下毛”，他的视野极其开阔，但他这种注重“内部推理”、不忽视“外部背景”的研究方式，实在是让人难以企及。

特别是在历史叙述和论证上，他风格从容不迫，从不使用生涩的术语或概念，其实一方面来源于对历史文献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来源于中西知识的顺利融会贯通，才能达到如此精通的境界。

当然，作为思想史研究者，于先生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于先生对过去宋代理学研究的批判，将思想脱离历史语境作为一种纯粹的哲学方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今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担任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第一次在台北读完这两卷，也在各种场合听到台湾学界一些不同的反应，有些批评甚至超出了学术范围，变得冲动起来。

它明确地改变了笼罩在宋代哲学史或宋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正统叙事，即把宋代理学从宋代历史语境中拉出的研究方法，把心、性、理、气这些看似抽象而神秘的概念重新放到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语境中，产生了哥白尼革命的研究范式。

当时，我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刚刚出版，学界有很多争论和批评，于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呈现的研究思路与我十分相似，这无疑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三个

如前所述，2007年在日本大阪关西大学第一次见到于先生，但此后与于先生的交往逐渐增多，特别是2006年底从北京清华大学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创办文史研究所，也请于先生为新成立的研究所说几句话。于先生不仅接连给我写了两封信鼓励我，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烂天空，日月灿烂天明，文史才子云集复旦，国魂不远》。

最后一句话，让人想起他回忆起钱穆先生的名篇《为故国呼唤灵魂的一生》，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对我们也有这样的期待。

2009年之后，我和妻子戴燕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于先生和陈先生（对于于先生的妻子陈淑萍，我们不叫她于女士或于女士，而是陈先生），有朋友曾说，我和妻子戴燕特别幸运，因为我们可能是近年来与于先生和陈先生见面和交谈最多的人（至少一个）。

这当然是巧合，因为整整四年时间从2023年到2023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位普林斯顿全球学者，我每年都有机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呆上两个月。正如于先生给我们写的一首诗，每次我谈论花朵，我都会数次谈论森林下的沧桑。“第一句说我应聘来浦大访问，每年春天花开的时候来美国（最后一年改为冬天），最后一句说那些年我们多次去竹林掩映的禹屋聊天，成为禹屋的常客。

那天，我们从波士顿经纽约去浦镇，从普林斯顿路口下车后，陈树平先生开车直接把我们送到了余宅，在他家吃了午饭，余先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据陈树平先生说，2008年余先生患病后，他很少在家招待客人，我们是第一批在余宅吃饭聊天的客人，除了晚饭时间，我们从11:30到4:30在余宅的客厅聊天，然后告别。

我已记不清那天的五个小时里，我们聊了些什么，依稀记得胡适和钱穆的两个思想取向，对岛田学习的评价，对大陆流行的新左派的理解，还记得于先生说过，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近代学者必须具备三点：一要认同普世价值观和近代历史观，二要立场清晰、逻辑清晰，三是表达思想和学术的文风要通顺、清晰。

事实上，我认为于先生是这三点的最好体现。不幸的是，我的记忆力不好。于先生在谈话中的许多精彩讨论已经不能完全记住了。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经和于先生、陈先生见过面、谈过很多次了，我们默契地遵守了一个协议，那就是不录音，不录音。

当时，陆昊是上海的一个朋友，也是《上海书评》的编辑，也是于先生的狂热读者。他建议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应该把对话记录下来并写下来。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合适的。聊天毕竟是私人谈话。在闲聊中，话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一旦见面，你可能不得不深入而简短地交谈。一旦边上有了录音机，就像有了倾听者或旁观者一样，没有办法享受聊天的乐趣，话题不能随意，尺度要慎重。

如前所述，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和妻子戴燕经常在普林斯顿与于先生、陈先生聊天，我曾在2023年写过一篇文章《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重游普林斯顿》，其中有一段关于我们愉快的聊天，不妨复制如下：

没有录音，没有边际，也没有主题，有时在考点，有时在拿骚街的鱼餐厅，有时在大千美食林，最常出现的是余家的客厅，现在回想起来，话题真的是变化多端，就像王凡森最近所说的《倔强的低音》，于先生谈到了他对边缘史学和被压抑的历史资源的不断关注。关于我所关心的禅史，于先生也同意我对胡适研究禅史的肯定，他还特别提到胡适高不可攀的地方，他说胡适看似是一个沉稳大方的人，相当随和，但实际上他非常重视思想立场和独立人格，他提到在蒋介石新发表的日记中，有蒋介石私下对胡适的极度怨恨。蒋介石其实认为胡适是对他最大的羞辱，但是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和蒋介石的态度总是不卑不亢，始终如一，有时候，于先生也会讲他的兴趣，他和我一样，特别喜欢看前辈的日记，于先生对胡适的日记非常熟悉，现在正在看邓志成的日记。

我告诉于先生，我翻阅了杨连胜先生在哈佛的40多卷日记，读到杨先生病痛触电的遭遇，读到杨先生对回京的期望和关切，读到杨先生对各路学者的深刻评价，很有意思，于先生给我讲了关于他老师的种种往事，我不禁感到相对伤感。另外，近年来，我和于先生读了《吴密日记》的原版和续版，聊起了这位既冬日烘焙又新潮、软弱又固执的学者，对他日记中所呈现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感到十分痛心，对这位出身陕西农村却在哈佛读书、痴迷于理想甚至幻想的怪人，感到十分同情。

当然，有时我会谈论一些学术轶事，比如当年杨连生和何秉第的故事，钱钟书和李慎之在美国的故事，以及于先生的老师钱穆先生的无锡口音和日常轶事，以及张光之坚强的内心和凄凉的晚景。于先生是一位长者，他和这些资深学者是老熟人。他亲眼所见的故事，常常让人联想到学者的风采，也让我们这些不如前辈亲近的人感到亲切。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于先生评价各种学者时的宽容和克制。俗话说，“你不在背后谈论他们的人”，但很少有人在背后讨论时仍然能够秉持正义和公平，并对任何人怀有善意。当然，我们大多数人谈论的还是历史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于先生有一本书叫《中国情怀》，诚然，他总是思念家乡，但他更看重文化传统，有一次，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他曾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中国 '. " 但他在美国，所以他总有一天会忘记中国。5月底，我们准备回中国。临走时，他给我们写了一首诗，用的是33年前重访大陆时写的一首诗，也是他唯一一次回国时写的一首诗：“凤凰湖、鸾两二十九霜飘零，我怎能未老而归？我曾在边境见过月亮，但我没有看到江南的心碎。"

四

现在写这篇文章，回想起与于先生的闲聊，莫名的想了很多东西，但不仅仅是在思想和知识上，更是在为人处世上，我一直特别喜欢胡适，经常引用胡适的一句话，意思是对有疑问的人，对有疑问的知识。

在物欲横流、欺人太甚的时代，要保持这种风度和胸怀似乎不是那么容易，这种对人谦虚、善良、坦率，似乎成了老一辈文人的专利，我特别注意到，于先生无论是新亚时代的钱穆先生，还是哈佛时代的杨连胜先生，一直都很尊敬和爱护自己的老师。

比如钱穆先生，虽然于先生并不完全赞同钱穆先生的一些想法（见于先生的自述，收录于上海词典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何俊《时颖录》），但也曾被钱穆先生委婉地反驳过反智论的概念。但于先生觉得，他与钱穆先生不仅有着“超越普通师生”的感情，而且对钱穆先生“一生唤起故国之魂”的理想和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有着最大的“敬意”，作为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始终竭力阐释和阐明自己与新儒家诸侯不同的立场。

除了我之前提到的《犹记风吹水鳞》和《为故国呼唤灵魂的一生》（均收藏于《钱穆与中国文化》）之外，直到前年，已经86岁高龄的于先生还专门再版了《国史大纲》。他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国史大纲》（发表于《古今平衡》第29期），深入阐释了钱穆名著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影响，阐明了他在新亚洲时期读过的这部名著的意义（于先生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密集阅读了《新亚洲时期国史大纲》，并对每一章做了笔记和报告）。

很显然，1973年于先生回到香港的原因也与他对老师的承诺有关，正如他在告别杨连生先生之前所说，“甘愿在小城寂寞，将喧嚣赶往大海”，尽管当时于先生在哈佛的生活很稳定，正扬帆起航，在美国汉学界开辟一片新天地，但他之所以依然答应担任新亚学院，与他对师生的承诺有关。

有人说，现在这个世界最缺的是善良和感恩，这种稀缺的教养，我在于先生对钱穆先生一生的尊重中看到了。

与于先生见面交谈较多，我知道他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感情的人。我想多说几句于先生和他的老师杨连生的话。因为我通读了杨连生先生的日记，在阅读日记时，我特别注意了杨连生先生对于先生的书面记录，所以我有一些感受。

于先生能够将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变更到哈佛大学正式攻读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能够从密歇根大学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当然这与杨连生先生的厚爱和推荐是分不开的。

而于先生对杨连生先生的尊敬，也让我看到师生之间的互爱是如何伴随于先生的一生，并影响于先生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历史学家的道路。1965年8月2日，即将回到哈佛任教的于先生曾给杨连生先生写过一首诗：“七年教师无限思索，再桃李满枝。如来升天，天花板坠落，正是伽蓝解决了微笑。（最后一句后来改为解笑时的盖伊 ") " 他用采花笑的典故表达了对老师们教书育人、解惑解惑的感谢和广大老师们的感慨。

杨连胜作答诗：“古月寒梅如梦，谁期海外长出新枝。随缘去须弥座，忆听法时光。”于先生的诗和杨连胜先生的诗都很巧妙，就像它们象征着师生之间传递火线一样。杨连生与胡适书信集《论诗二十年》序言中，于先生特意引用杨连生的诗，并说：古月指（胡）时治先生，寒梅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他（杨连生）饮水思源，念念不忘的是胡时治当年‘语录’的锤炼。（《理论上的诗歌二十年胡世阳联声书信序》，《理论上的诗歌二十年》，联景出版公司，1998年）

2009年和2023年，我两次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阅读了40多册杨连生日记，从日记中零散的记录中，我看到了于先生和杨连生先生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感情，让我非常感动，杨先生的日记中有很多生活琐事，偶尔也有学术情怀，我看到他们彼此探讨了很多学术问题，在很多生活琐事中互相帮助。

我猜想于先生热爱围棋和京剧的原因，大概与老师的影响有关。于先生曾给我们一张他穿戏服的照片，据说是受到了杨连胜先生的鼓励。而杨连胜先生看金庸武侠小说，大概与于先生专门帮他借书有关。在他的日记中，你可以看到杨连胜对金庸的浓厚兴趣，这显然是于先生给他借书带来的。

而杨连胜对他的另一位老师陈寅阙先生的从始至终的关注，一定影响于先生，在日记中看到于先生经常为他打听陈寅阙的行踪，给他带来各种消息，还给他带来了友联印刷的陈寅阙未出版的手稿《重生论》（据日记记载，也是由于先生出资印刷的）。

虽然于先生于1977年离开哈佛前往耶鲁大学，于先生曾表示，离开哈佛"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杨连生先生）的歉意是永久的"但事实上，他们的师生情谊依然深厚，距离也没有变化，他们仍然经常通过书信和电话谈论诗歌。正如于先生所说，杨连生为于先生的《近代中国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作序《前商人》，是他（杨连生）晚年最具活力的学术著作。

1991年杨连生去世后，于先生仍为杨连生先生的后事忧心忡忡，不仅撰写了杨连生与胡适的书信《论诗二十年》，还整理、修改了杨连生先生的诗集。

关于杨连生诗集，我不妨多说几句，记得2023年，于先生让周志平大哥把自己整理编辑的杨连生诗集交给大陆的杨连生先生儿子，于先生知道我关心杨连生先生，顺便还让周志平大哥转发给我一份，厚厚的包装，打开后心情难以平复。

这本诗集共近百页，从1928年到1989年，按年代编纂，加上挽联、挽词、挽诗，中间夹着音符，原来这是于先生自己逐一修改的，于先生反复批改的字迹，直到最后的印刷稿还保留着，到此时，杨连胜先生已经去世20多年，于先生已是85岁高龄。不知未来有多少学生在几十年后还会感激这位早已去世的老师，为他辛勤整理稿件？

2023年冬天，我记得那是12月9日，浦镇下第一场雪的第二天，浦镇下第二场雪的前一天，那天下午，路上的积雪微微融化，我正好有事要出门，突然，于先生和陈先生开车来到我在劳伦斯路的住处，把厚厚的一沓手稿递给我的妻子戴燕，说这是台北连景出版公司2023年1月要出版的新书。在天人之际：探究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有一些他自己手写更正的痕迹。于先生请我们看一看。

晚上从外面回来，开始看书，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匆匆写下感想，有时拿起电话与于先生聊天，记得看两夜一天，不知不觉，浦镇已经白雪皑皑，望着窗外，已是白茫茫一片。

如果说，在于先生的各种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内敛与超越为主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在汉代成为主流并顺流而下的；在《论中国知识阶层史（古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晋以来士人的新意识和新思潮，以及魏晋时期名家教育的危机和士人风格的演变。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唐宋以后的士大夫得君随道，以及理想主义受挫后觉民随道的逐步发展。在清代学术史著作《戴震与张学诚》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阶层的两种取向，最终在20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胡适历程研究》和《

随后，于先生在《天人一刻》中追根溯源，在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寻找古代礼乐传统和祭祀仪式中的巫师，指出他们是如何逐渐转化，将人类心灵之外的命运和鬼神的神秘力量转化为超然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责任，奠定了轴心时代古代思想文化的基调。这是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思想史，也是一部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史。

当然，有人看到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写书讨论唐代，也有人听说于先生为了写唐代佛教和知识分子的作品做了很多准备，对此我也当面问于先生，于先生笑而不答，说：你应该写这个题目！

六

然而，我怎么能像于先生一样，将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和谐地汇集在一起，写一部唐代知识分子和佛教史！我当然知道这是于先生的爱和期望，多年来我充分感受到于先生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老人。“平生不解藏民之恩，到处向大家诉说乡思”，而他几乎对后世每一代文人都抱有极大的热情。

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做演讲嘉宾，一年做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他很少出现在东亚系，大部分都会亲自出席，他的出现让许久未见的浦大东亚系的同事和同学们感到惊讶和意外，听很多朋友说，与于先生交谈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因为他无论面对谁，总是那么坦率、专注、热情。

我当然知道于先生让我写唐代的佛教和知识分子，这是对我的鼓励，我一定会在学术和思想上更进一步。幸运的是，作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思想取向不仅是于先生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学术研究的焦点。于先生兼顾外部背景（政治文化与制度）与内部理据（思想学术脉络）而写的作品，总能作为我研究思想史的学术范本。

当然，我相信于先生认为更重要的一定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

写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白雪皑皑的普林斯顿，2023年，我在浦大的四年全球学者任期即将到期，这是在普林斯顿的最后一个学期，于先生、陈先生和我们都意识到，分手后，可能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平静而频繁地见面，所以我们珍惜在浦镇的两个月。

又到了岁末初冬，上海的天气也越来越冷，离开浦镇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已经五年了，虽然2023年后还有机会重游普林斯顿余府，也和余先生、陈先生聊得很愉快（当然更多的是电话聊天），但也没有那些年方便了。

最近，我在香港遇到了林在爵先生，他特意从台北给我带来了这本新印刷的回忆录，翻开书页，看到熟悉的文字，他想起了新泽西州浦镇的竹林，他想起了洒进鱼寨客厅的阳光，似乎还能看到鱼寨窗外的鱼塘，我们能说什么，我和妻子戴燕想了很久。我们俩都觉得只能避重就轻，借用别人的一句老话，那就是“不止饭，茶是相上的”。

2008年11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