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短句式,四言诗格律有什么要求？

一、四言诗格律有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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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可按五言绝句取其前四个字，句式一平平仄仄，句式二仄仄平平。

二是五言绝句取其前后各二字，句式三仄仄平仄，句式四平平仄平，四言诗它的盛行时间比较早，是在西周和春秋和战国时期，而且它在词汇的容量上要广泛很多，但其流传诗作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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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绝句也叫四言体，是指基本或全部由四字组成的四字句写成的诗（文），限于古体诗文中，对平仄、对仗、用韵等要求不严格，可用平声韵也可以用仄声韵，可以换韵，盛行于西周时期。

属于古体诗的范畴。

《诗经》中广泛采用这种诗体，如国风中的《桃夭》、《葛生》。

绝句由四句组成，分为律绝和古绝，其中律绝有严格的格律要求。

常见的绝句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六言绝句较为少见。

四句一绝，这个观念是自然形成的，从《诗经》以来，绝大多数诗都是以四句为一个段落。

《诗经》里的诗，大多数是四言四句，古人称为“一章”。

汉魏时代的诗，以四句为全篇的很少，故没有必要把四句的诗定一个诗体名词，即四句一绝还没有成为规格。

二、什么是四言八句？

具体说不清楚。

这个应当是和音律节奏有关。

不仅是诗经的句式如此，在中国古诗的发展上也是一样：诗经四言，汉诗开始五言，然后就是七言，只有极少游戏之笔有六言诗。

除了四言是二二节奏之外，长于四字的都是二三分节，（八言也是如此，而不是二二二二的分节），六言似乎无法划分。

三、四言七言绝句规则？

四言绝句也叫四言体，是指基本或全部由四字组成的四字句写成的诗（文），限于古体诗文中，对平仄、对仗、用韵等要求不严格，可用平声韵也可以用仄声韵，可以换韵，盛行于西周时期。属于古体诗的范畴。

七言绝句需遵循近体诗格律，如下：

1、两联四句，每句七个字，共28字

2、押韵规则：首句可押可不押，二、四句必须押韵，第三句不押韵。

3、平仄交替：句内双数位置平仄交替，也就是二、四、六这3个位置的平仄要交替变化。

4、对句相对：同一联的上下两句（一句和二句，三句和四句），平仄相反。

5、邻句相粘：第一联的下句与第二联的上句，平仄相同，头粘尾不粘。

6、所有诗句中，不能出现孤平与句末三平尾。

1、什么是绝句

绝句与律诗，基本上是在唐朝时代逐渐产生并定型的诗体；先有律诗还是先有绝句，目前尚无查考和论据。

绝句，又叫截句、断句。其格律关系，可视为分别截取律诗的某两联而构成，有截取律诗的前两联，也有截取律诗的后两联，或截取律诗的中间两联，还有截取律诗的首尾两联。为了押韵的关系，截取律诗首尾两联的居多。

绝句格律的基本要素，有三点：平仄、对仗、押韵；同时还包括“起、承、转、合”的章法和句式结构等格律要素，这是古今诗人遵守的基本规律。每首绝句，只有四句，也分五言和七言两种。五言绝句简称“五绝”，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2、平仄格式

绝句的格律，有四种格式，分为五言、七言的平起式和仄起式，举例如下：

1、 平起首句不入韵为正格 碧波·咏树 碧波·小溪即景

平平仄仄平平仄， 深居沃野枝繁茂， 平平平仄仄， 岸边风拂柳，

仄仄平平仄仄平。 碧叶千张似玉雕。 仄仄仄平平。 雀跃树枝头。

仄仄平平平仄仄， 本是同根同血脉， 仄仄平平仄， 放鸭河中漾，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为何飒飒起风涛。 平平仄仄平。 清波荡小舟。

2、 平起首句入韵为别格 包德珍·夜思 包德珍·新春絮语

平平仄仄仄平平， 天心随意弄迷离， 平平仄仄平， 吟虹出远天，

仄仄平平仄仄平。 常使伊人费苦思。 仄仄仄平平。 兰水一诗泉。

仄仄平平平仄仄， 未必风涛初识我， 仄仄平平仄， 月带群星至，

平平仄仄仄平平。 松花江水洗胭脂。 平平仄仄平。 笑声来枕边。

四、诗经采用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句式以四言为主，结构多用什么形式？

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

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五、《诗经》形式的特点是什么？

《诗经》作品的语言艺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名词和动词的丰富多彩和具象化。

《诗经》中的词语丰富多彩，使用的单字近三千个，构成了众多的词汇，表述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知识。

《诗经》名词、动词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具象化。

周代是一个单音词为主的时代，在表达同类事物的不同个体时，还没有形成以抽象类概念为主构造复合词的普遍能力，因此常用不同的单音词来表示不同的个体。

例如《诗经》中很少使用抽象的一般性名词“马”，却运用了三十多个具有描述作用的特殊名词。

如“鸨”指毛色黑白相间的马，“黄”指毛色黄白相间的马；“骆”指白毛黑鬣的马等。

这些具象化名词的产生一方面说明周人对马的熟悉程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驾驭和使用语言的非凡能力。

《诗经》中的动词也具有具象化的特征，如其中描写手的动作的动词就有五十多个，这说明了人们对人类动作的细心观察以及创造语言的高超能力。

2、 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韵词来摹声摹形。《诗经》中这一类形容词数量非常大，重言

如夭夭、灼灼、迟迟、习习、霏霏、依依、皎皎等，双声如参差、踟躇、黾勉等，叠韵如辗转、窈窕、逍遥、沃若等。其中重言词又是最多的，这正是因为《诗经》时代单音词占多数，人们还不能大量创作复合词，便只能依靠这种形式来增强抒情描写的效果，并使诗歌的节奏整齐。

3、 二节拍的节奏韵律和语言的音乐美。《诗经》的主体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

节奏韵律规范。《诗经》最常用的押韵方式就是在偶数句中隔句押韵，《诗经》的押韵形式为后世诗歌的韵律形式奠定了基础。双声、叠韵、重言词的使用和规范的押韵，使《诗经》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4、 重章复沓的章法。《诗经》章法形式的重要特征就是重章复唱，也就是一首诗由若干

章构成，章与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的变换少数字词，反复咏唱。

重章复唱的形式，又称为叠咏体，是民歌中常用的样式，这一方面因为民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单纯而深挚的，只有重要的反复咏唱才能充分抒情达意；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歌是口头传唱的，这种形式便于记忆和传诵。

重章复唱的形式影响了《诗经》的语言。

首先它使《诗经》中形成了一些套语，这些套语不仅方便了记忆，而且也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技巧和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

重章复唱的形式还影响了《诗经》的遣词造句。

因为套语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只能抓住中心词进行锤炼，靠中心词语的变换来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从而取得突出的表达效果。

如《芣苢》中变换了六个动词，借此造成动作描写的连贯、画面的流动、情感的加深，可谓言简意深。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

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 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

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 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

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

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

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

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

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

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

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

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

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

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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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家都知道是一部华夏最具有影响力、最经典的古典文学之一，其内容设及方方面面，就像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直视你面前，实用价值极高。

《诗经》，开始它并不是叫《诗经》，而是叫《诗歌》，时代风情流传于传唱为主。里面题材都来源于上以、甘、陕、黄河流域为中心，下以长江北，也就是古中原地区。由西周时期尹吉甫搜集整理，编写成书。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泸州人。

辅助周家三代，在三代周幽王听信奸人，于是尹吉甫辞官回家。专心前往游走各地收集民间唱词材料，以及市政要材等，为了编纂，据说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诗歌》成书与面世。此书面世后，在当时的西周及春秋初期 轰动不小。示范文学及国学之宝典。

后来《诗经》再由孔子从新整理编纂，应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传道也源于此书。历史以来多少文人修习在其中，用来治国安邦、教育后人等。

《诗经》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风》、《雅》、《颂》。

《风》是来自各地的民谣歌调，其精华部分有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词曲中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唱诉为贵族祭祀曲词，内容有对实时政不满、有讽刺、有愿望等，唱出了一些人民的心愿。

《颂》则为宗庙祭祀歌词。

应该说《诗经》是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宝典。也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周初到春秋中叶时代词曲。孔子治国之道，仁政思想，就来自于《诗经》。

④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篇，原来是歌曲的歌词。

诗经最显著的特点便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1、赋，是直陈其事。

诗经中大多数文章都运用了这种手法。

如：小雅中的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不但写的形象鲜明，而且通过情景对称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2、兴，是气言托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如：《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等，使诗中人物更形象。

3、比，顾名思义上打比方，典型篇章便是《魏风硕鼠》中利用"硕鼠"形象的揭示了深刻阶级寄生虫的本质。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

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

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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